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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記言中書寫歷史
2019年10月25日 11:04:07 手機看新聞  
 

  《國語》是一部國別體著作。該著作記錄范圍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(前990年)西征犬戎,下至智伯被滅(前453年)。《國語》中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、宴饗、諷諫、辯說、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。《國語》的文學成就很有自己的特色,它以記言為主,但在記言中展開故事情節,描繪人物形象,展現了春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人物風貌。

  2013年5月4日“五四”青年節,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,引用了《國語》的名言“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”,借以說明順從良善如登山一樣艱難,屈從邪惡如山崩一般迅速,勉勵青年們積極向上。

  通讀《國語》,發現該著作在內容上有很強的倫理傾向,弘揚德的精神,尊崇禮的規范,認為“禮”是治國之本,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;其次是政治觀比較進步,反對專制和腐敗,重視民意,重視人才,具有濃重的民本思想;另外還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、財政、軍事、兵法、外交、教育、法律、婚姻等各種內容,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非常重要。

  《國語》精華10句

  口之言也,善敗于是乎興。

  出自《國語·周語》。讓人民能夠自由地說話,這樣政事的善惡都能夠很明顯地反應出來。

  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。

  出自《國語·周語下》。學習、跟從良善的品行像登山一樣步步艱難,跟從惡行卻會像山崩一樣迅速墮落。這是古代先賢的勸世箴言。這也就是俗語所告誡的:學壞容易學好難。

  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。

  出自《國語·周語上》。堵住人民的嘴巴,比防住洪水還要艱難。

  同德則同心,同心則同志。

  出自《國語·晉語四》。品德相同的人就有相同的思想,有相同的思想就有相同的志向。

  賈人夏則資皮,冬則資;旱則資舟,水則資車,以待乏也。

  出自《國語·越語上》。經商的人大旱之年應當收購船只,大澇之年時候便拋售船只,收購車輛,等到大旱之年再拋售船只。

  又有甘言焉,言之大甘,其中必苦。

  出自《國語·晉語一》。說話太動聽,說話的人一定是別有用心。

  兄弟讒鬩,侮人百里。

  出自《國語·周語中》。兄弟之間雖然會因讒言而起爭執,但在遇到外人的侮辱時仍應一致對外。這句話意在強調,兄弟之間的內部矛盾無論有多大,在面對外敵之時,應保持內部的團結和一致對外態度。

  拱木不生危,松柏不生埤。

  出自《國語·晉語》。危:這里指屋脊。合抱的樹木是不能長在屋頂上的,松柏也不會生長在矮墻上,這句話比喻人才的成長是需要一定的環境的。

  國斯無刑,偷居幸生。

  出自《國語·晉語》。國家如果沒有刑罰,僥幸茍且偷生的人,便會存在。

  狐埋之而狐搰之,是以無成功。

  出自《國語·吳語》。搰:掘出來。狐貍是如此的狡猾多疑,剛將事物埋起來,有掘出來看,到最后還是沒有藏好。這句話比喻人疑慮太多,最終不能成事。

  著作本身和作者爭議

  《國語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,凡二十一卷(篇),分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記事。記事時間,起自西周中期,下迄春秋戰國之交,前后約五百年。相較《左傳》,《國語》所記事件大多不相連屬,且偏重記言,往往通過言論反映事實,以人物之間的對話刻畫人物形象,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。《國語》按照一定順序分國排列。在內容上偏重于記述歷史人物的言論。這是國語體例上最大的特點。

  《國語》,又名《春秋外傳》或《左氏外傳》。《國語》全書二十一卷,《周語》三卷,記載了西周穆王、厲王直至東周襄王、景王、敬王時有關“邦國成敗”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,反映了從西周到東周的社會政治變化的過程。《魯語》二卷,則著重記載魯國上層社會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行,反映了春秋時期這個禮義之邦的社會面貌。《齊語》一卷,主要記載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采取的內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導思想。《晉語》九卷,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一強,它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從武公替晉為諸侯,獻公之子的君權之爭,文公稱霸,一直到戰國初年趙、魏、韓三家滅智氏的政治歷史,從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,時間長,分量重,所以有人把《國語》稱為“晉史”。《鄭語》一卷記周太史伯論西周末年天下興衰繼替的大局勢。《楚語》二卷,主要記靈王、昭王時的歷史事件。《吳語》一卷、《越語》二卷記春秋末期吳、越爭霸的史實。

  《國語》的作者,自古存在爭議,迄今尚未有定論。最早提出《國語》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。他在《報任安書》中說:“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。”此后東漢史學家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也記載:“《國語》二十一篇,左丘明著。”按照他們的說法,左丘明為孔子《春秋》作傳后,不幸失明,但他:“雅思未盡……稽其逸文,纂其別說……”根據作傳所剩下的材料,又編輯了一本書,即《國語》。這也是《國語》稱為《春秋外傳》或《左氏外傳》的由來。

  但是在晉朝以后,許多學者都懷疑這類說法。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,宋人劉世安、呂大光、朱熹,直至清人尤侗、皮錫瑞等也都對左丘明著《國語》存有疑問。

  宋代以來,包括康有為在內的多位學者懷疑《國語》為西漢劉歆的偽作。到了現代,學界仍然爭論不休,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,但是缺少確鑿的證據。普遍看法是,《國語》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歷史的人,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,經過整理加工匯編而成。他們認為:《國語》并非出自一人、一時、一地。它主要來源于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,后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,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后編纂成。

  在言語中展開故事情節

  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,《國語》應該說比《左傳》前進了一步。有一些歷史事件,《國語》記載得相當詳細,甚至詳于《左傳》。

  如晉驪姬之亂,《晉語》一、二用了八九節文字加以記載,而且結構更為合理和清晰。《晉語一·史蘇論驪姬必亂晉》先由史蘇之口預言驪姬將亂晉國,于是情節逐步展開:晉獻公不參與祭祀武宮,有意讓驪姬兒子奚齊主持祭事;優施教驪姬疏遠太子申生,并向獻公進讒言;又設計使申生處曲沃,遠離晉獻公,并派他伐霍、伐狄,功成而讒言彌興;這樣,還不能致申生于死地,于是優施又教驪姬夜泣告枕頭狀以讒害申生,接著驪姬干脆親手制造投毒的假案,陷害申生,逼申生自殺,以實現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的目的。我們把這幾節文字組合起來,完全可以組成一篇“驪姬害太子申生”的完整故事。

  這個事件,《國語》是寫得比《左傳》詳細的。而且因為《國語》記載了大量的人物語言,如優施如何教唆驪姬,驪姬如何在獻公面前說太子申生的壞話,人物語言均記載得極為詳細,使讀者更清楚地了解這些人物是如何設計害人的,如何心狠手辣,如何顛倒黑白、蠱惑人心、處心積慮。于是,不但情節更加細膩可信,人物形象也十分清晰。驪姬的狐媚工讒、心狠手辣,優施的心懷叵測、陰險無恥,申生的逆來順受、仁慈怯懦,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  此外,其中一些細節描寫,也極為生動,比如驪姬告優施曰:“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,吾難里克,奈何!”優施曰:“吾來里克,一日而已。子為我具特羊之饗,吾以從之飲酒。我,優也,言無郵。”驪姬許諾,乃具,使優施飲里克酒,中飲,優施起舞,謂里克妻曰:“主孟啖我,我教茲暇豫事君。”乃歌曰:“暇豫之吾吾,不如鳥烏。人皆集于苑,己獨集于枯。”里克笑曰:“何謂苑,何謂枯?”優施曰:“其母為夫人,其子為君,可不謂苑乎?其母既死,其子又有謗,可不謂枯乎?枯且有傷。”

  這一節,寫出優施的工于心計、善于蠱惑,既有對話,又有敘述,顯然采用了文學的手法。而且像這樣細膩的描繪,恐怕出于作者的懸想和藝術加工。

  唐人柳宗元曾寫《非〈國語〉》一文,他說:“嘗讀《國語》,病其文勝而言龐,好詭以反倫。”并說《國語》“務富文采,不顧事實,而益之以誣怪,張之以闊誕”。其實,柳宗元列舉的非難之詞,從文學的角度看,正是對《國語》應該肯定、贊美之處。

  《國語》的記言繼承了《尚書》的特點,但是又有很大的發展。首先,《國語》的人物語言大都長于說理,重于教訓。如姜氏勸告重耳不可安于齊國,就不僅僅是如《左傳》中的短短幾句話,而是生出一大段文字來。姜氏不但多次征引《詩經》中的詩句來勸告重耳不可貪圖安逸,而且舉了武王、管仲的例子來曉以大義,希望重耳能效法他們建立功業,又精確地分析齊國霸業衰弱的形勢,告喻重耳機不可失。姜氏的話,廣征博引,從多方面來說明事理,予重耳以教訓。作為一個婦女,似乎難以使人相信姜氏能說出如此綿密淵深的道理來,顯然經過作者有意識的加工。再如《周語上》邵公諫厲王弭謗,《晉語八》叔向論憂德不憂貧,《楚語下》王孫圉論國之寶,都是分析精辟,說理嚴密,并且寓教訓于說理之中,足以看出《國語》記言的特色。

  刻畫人物留意性格特點

  在刻畫人物方面,《國語》也有自己的特色。晉文公重耳是《國語》中著墨較多的一個人物。《左傳》中的重耳也是塑造得相當成功的一個人物,但相比之下,《國語》更加詳細。

  《國語·晉語四》詳細記述了重耳流亡各國的情況,把重耳在所到之國得到的待遇,以及所到之國君臣的反應包括爭論,一一詳細記述下來,這不但豐富了事件情節,也豐滿了人物形象。如重耳在齊,安于現狀,準備老死于齊,作者記其言曰:“民生安樂,誰知其他?”姜氏引經據典教導他一番之后,他仍然說:“吾不動矣,必死于此。”人物的思想狀態,寫得相當真實。

  到了宋國,則借公孫固的口夸贊重耳“好善不厭,父事狐偃,師事趙衰,而長事賈佗”,對這三位隨從“居則下之,動則諮焉,成幼而不倦,殆有禮矣”。比起當初“以戈逐子犯”的重耳來,顯然成熟了許多。隨后,他巧答楚成王的回報、婚媾懷嬴,更顯示出他的成熟。回國即位之后,晉文公重耳能接納過去反對過自己的人,不念舊惡,粉碎了少數人的作亂陰謀。

  不但如此,文公還知道以德義勝人,在伐陽樊、伐原的戰斗中示人以德、信,樹立了威信,終于在城濮一戰而稱霸。作者還寫了重耳不殺叔詹、向箕鄭問信以及學讀書于臼季等情節。這些,都是《左傳》所沒有的。可以說,《國語》對于重耳這一人物成長以至稱霸的各個細節描寫,比《左傳》豐富得多,再加上詳細記載了重耳身邊眾隨從的言論,把重耳的形象襯托得更加豐滿。

  吳王夫差吳王夫差也是《國語》中描寫得較成功的人物形象。夫差是個爭霸野心勃勃的君王,作者寫他與晉國爭盟主,以“帶甲三萬”人為陣,中軍萬人,“皆白裳、白旗、素甲、白羽之矰,望之如荼”,左軍“皆赤裳、赤旗、丹甲、朱羽之矰,望之如火”,右軍“皆玄裳、玄期、黑甲、烏羽之矰,望之如墨”,“王親秉鉞,載百旗以中陣而立”(《吳語·吳欲與晉戰得為盟主》)儼然不可一世。但是他又剛愎自用,一意孤行,不聽從伍子胥的諍言,同意與越國講和,貿然去攻打齊國,并且責迫伍子胥自殺。短暫的勝利使夫差昏了頭,放棄了對越國的戒備,讓越國恢復了國力。夫差終于由盛而衰,自取滅亡。作者在記述吳越之爭的歷史事件時,特別留意揭示夫差這一人物性格上的特點,所以人物刻畫相當成功。

  用日常經驗闡述深刻道理

  《國語》記言的另一個特點是平實暢達。《國語》記言與《尚書》的“佶屈聱牙”不同,已顯示出通俗自然、明白流暢的特點。它所用的詞匯大都明白易懂,貼近口語,不顯得古奧晦澀。如《周語下》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鐘,就是用平實自然的語言講述出一番道理來:“夫鐘聲以為耳也,耳所不及,非鐘聲也。猶目所不見,不可以為目也。夫目之察度也,不過步武尺寸之間;其察色也,不過墨丈尋常之間。耳之察和也,在清濁之間;其察清濁也,不過一人之所勝。”又說:“夫樂不過以聽耳,而美不過以觀目。若聽樂而震,觀美而眩,患莫甚焉。夫耳目,心之樞機也,故必聽和而視正。聽和則聰,視正則明。聰則言聽,明則德昭。聽言昭德,則能思慮純固。”這是用日常生活的經驗來闡述平實淺易的道理。說明的語言是如此,記述的語言也是如此。

  還是以《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鐘》為例“王不聽,卒鑄大鐘。二十四年,鐘成,伶人告和。王謂伶州鳩曰:“鐘果和矣。”對曰:“未可知。”王曰:“何故?”對曰:“上作器,民備樂之,則為和。今財亡民罷,莫不怨恨,臣不知其和也……故諺曰:‘眾心成城,眾口鑠金。’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,懼一之廢也。”王曰:“爾老耄矣,何知?”二十五年,王崩,鐘不和。君臣間的對話,基本上用口語,并引用民諺,讀起來給人自然流暢之感。

  《國語》的記言,也有的顯得風趣而幽默,風姿搖曳,引人入勝。如《晉語四》:

  姜與子犯謀,醉而載之以行。醒,以戈逐子犯,曰:“若無所濟,吾食舅氏之肉,其知饜乎!”舅犯走,且對曰:“若無所濟,余未知死所,誰能與豺狼爭食?若克有成,公子亦無晉之柔嘉,是以甘食。偃之肉腥臊,將焉用之?”遂行。

  對話生動活潑,幽默有趣,且富于戲劇性。比之《左傳》這一細節的記載,要生動活潑得多。再如《晉語九》:

  董叔將娶于范氏,叔向曰:“范氏富,盍已乎!”曰:“欲為系援焉。”他日,董祁訴于范獻子曰:“不吾敬也。”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,叔向過之,曰:“子盍為我請乎?”叔向曰:“求系,既系矣;求援,既援矣。欲而得之,又何請焉?”

  董叔想攀附范氏,范氏為富不仁。董叔得罪范獻子之妹董祁(即范氏之妹,嫁于董叔,故稱董祁),范獻子不分青紅皂白,將他懸于庭槐。叔向借用“系援”二字的雙關語,嘲笑董叔的自作自受,十分辛辣。

  寫實手法表現不同人生

  《國語》的思想比較駁雜。它重在記實,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隨所記之人、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,如《魯語》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;《齊語》記述管仲語則談霸術;《越語》寫范蠡尚陰柔、持盈定傾、功成身退,帶有道家色彩。

  《國語》與《左傳》《史記》不同,作者不加“君子曰”或“太史公曰”一類評語。所以作者的主張并不明顯,比較客觀。《國語》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。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。雖然《國語》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,遇事求神問卜,但在神與人的關系上,已是人神并重,由對天命的崇拜,轉向對人事的重視。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,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。如《魯語上》魯太史里革評晉人弒其君厲公時,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,咎由自取,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。又如《周語上》邵公諫厲王弭謗中,邵公主張治民應“宣之使言”,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,政治的得失,國君只有體察民情,行民之所善,去民之所惡,增加人民的財富衣食,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

  就文學價值說,《國語》雖不及《左傳》,但比《尚書》《春秋》等歷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,具體表現為:作者比較善于選擇歷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,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。如《周語》“召公諫弭謗”一節,通過召公之口,闡明了“防民之口﹐甚于防川”的著名論題。

  《國語》在敘事方面,亦時有縝密﹑生動之筆。如《晉語》記優施唆使驪姬讒害申生,《吳語》和《越語》記載吳越兩國斗爭始末,多為《左傳》所不載,文章波瀾起伏,為歷代傳誦之名篇。又《晉語》記董叔將娶于范氏,似絕妙的諷刺小品。所載朝聘﹑饗宴﹑辯詰﹑應對之辭。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﹑真切。由于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,《國語》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,誠如崔述所說:“周魯多平衍,晉楚多尖穎,吳越多恣放。”(《洙泗考信錄》)

  《國語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。《國語》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別史體例,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,陳壽的《三國志》、崔鴻的《十六國春秋》、吳任臣的《十國春秋》,都是《國語》體例的發展。另外,其縝密、生動、精煉、真切的筆法,對后世進行文學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。

  本文寫作參考了《國語集解》(中華書局)、思明居士:《中國古代文學(先秦兩漢)——史傳文學之《國語》的文學成就》

來源:樂清日報  編輯:章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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